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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业化？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纵观世界各国的工业化道路，并无绝对统一的模式。那些成功国家的工业化，往往是根据国际形势和结合自身特点来进行。因而对后进国家来说，有必要充分借鉴先行者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当前来看，既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更孕育着信息技术带来的可能赶超的后发优势。如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模式，用**短的时间、**低的成本来完成工业化目标，是一个既重要又紧迫的课题。
　　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以消耗大量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留下了种种遗患；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走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大多以资源大量消耗、环境遭到破坏为代价，走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以英国为例，英国的工业化导致了泰晤士河在近百年看不到鱼，经过“二战”后的环境治理，于1968年才重新发现40种鱼。如果重复西方国家的思路，那么西方工业化进程中所伴随着的一系列遗患就会在我们这里重演。
　　近年来，各地忙着上马钢铁、冶金、汽车、石化等重工业项目。特别是过去的一年，重化工业快速膨胀直接烧热了中国经济，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热发展，引起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行业的高速跟进，**终带来电力、煤炭、石油等资源和运输的严重吃紧，环境承载能力日趋下降。这就促使人们反思：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经济学家吴敬琏前不久曾尖锐地指出，以“重化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在现阶段的中国出现得不合时宜。片面追求重化工业，其特点就是依靠拼资源、拼设备、拼投资，是以牺牲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不仅使我国的资源出现短缺，引发世界生产原料价格的飞涨，而且会使我国的宏观经济出现过热现象。这样取得的所谓增长，**终将由纳税人“买单”。他认为，所谓的霍夫曼理论（即主张发展重化工业的19世纪时期的粗放增长型理论）并不适合中国。
　　的确，中国以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50%、钢铁的34%、煤炭的31%、氧化铝的25%、电力的13%，实现的却仅仅是世界4%的骋顿笔总量。即便我们想维持这种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的高增长，资源与环境也将无力承受。这样的发展模式无疑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出了挑战。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中国是传统工业文明的迟到者，绝不能在生态工业文明的路上再次落后。再过叁四十年，如果别人用的是太阳能飞机与氢能汽车，而我们的主要能源仍是日趋枯竭而污染环境的石油，这样的国力如何与人家竞争？发达国家如果成功完成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的转型，那我们多年以很高环境成本取得的经济成就将再次落后于时代。
　　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只有走出一条新路，才能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力倡导和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显得十分迫切。
　　所谓循环经济，乃是将环境与经济行为科学地构建成一个严密和封闭的循环体系，使资源与产物之间不再是原来那种近似的母子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相互派生、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关系。它从生态—经济大系统出发，对物质转化的全过程采取战略性、综合性、预防性措施，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具有“增长”特性的社会经济系统与具有“稳定”特性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降低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和对人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使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这样说，探索发展循环经济，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工业化道路指明了一个新的奋斗方向。
　　拉美和部分东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道路中所付出的资源被攫取、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沉重代价值得我们警惕。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必须既能有效参与国际资本大循环，又可保持适合国情的合理产业结构和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历程，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痛苦的失败。其工业化运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本身是当代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资本国际循环既有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介入资本国际循环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渐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发展出现严重障碍。
　　例如“出口导向”是许多拉美国家和部分东亚国家在20世纪70或80年代以来采取的主要发展战略。然而，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却使本国和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内部出现了不均衡的变动。工业体系内部出现了“双重化”的结构分化趋势。如韩国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经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结果产生了国内生产结构双重化的效应，即导致了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经济过度开放，过度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阻塞了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的自然延伸，使产业发展空间趋于狭窄，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发展中国家是以所谓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的分工体系的，然而“垂直分工”依然是这一分工体系的结构特征。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和看中的只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人力和自然资源。这样的“优势”正好把发展中国家送入国际垂直分工的底部，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发达的发展”。
　　另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主要是内向性的，往往需要由农业和农民付出代价，从而**终导致农业的衰退。而农业、农村的衰退导致国内市场发育缓慢甚至出现萎缩，反过来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而其又无法复制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做法，通过殖民化解决早期工业化发展中的工、农业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且农村居民占据绝大多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十分明显。未来20年，有超过2亿农村劳动力需要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来，但目前我国第二、叁产业就业总人数也仅为3.5亿人。换言之，20年后我国的第二、叁产业就业总人数将比现在增加60％。因此，搞工业化要考虑到怎样使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的问题。
　　新型工业化道路，客观上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在调整中，我们应当正确处理发展高新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产业和劳动密集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将更多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既要造飞机，也要做皮鞋。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中国人力资源特别丰富、就业压力巨大，也就是说，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我国工业化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应该放弃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产业。
　　新型工业化需要我们改变目前承接国际分工的方式，处理好引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积极进行技术吸收与创新
　　对外开放，为中国的工业化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对于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往我们重引进而轻消化吸收，导致出现加工能力强而技术创新不足的局面。
　　**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汽车产业，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但是真正形成我国自主产权的汽车核心技术几乎没有，汽车工业始终脱离不了需要保护的幼稚产业的状态中。类似的产业还有**具影响力的滨罢产业，比如滨罢产业的关键技术——芯片就始终还控制在外国人手中。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既要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对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经常遇到的资金瓶颈、技术瓶颈和市场瓶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配置解决；又需要在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上形成一种制度，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否则，我们就很难摆脱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过程中把我国送入国际垂直分工底部的命运。
　　信息化为我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信息化技术在资源合理配置和提高管理效能上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纵观历史，一项重大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会改变世界竞争格局。比如英国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技术的机遇，率先实现工业化；美国抓住电气技术变革的机遇，实现经济飞跃，成为世界强国。事实证明，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靠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很难实现赶超的。
　　信息技术为中国快速实现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机遇。首先，国民经济信息化本身就为工业化发展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比如，从1996年到2000年，我国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年均增长21.2%，高于同期全部工业产值增长速度11个百分点。
　　其次，当今信息技术对人类的影响不亚于以往的任何技术，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又一次难得的机遇。所谓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并非单纯地发展信息产业、增加信息产业的产值，它意味着用现代信息技术渗透到各行各业，降低信息成本，特别是信息管理技术对于工业化管理的推动将是革命性的跨越。只要我们充分利用信息化、网络化带来的有利条件，不失时机地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和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就有可能在信息产业及相关产业中获得突破，从而大大加快我国工业化步伐。
　　总之，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世界上没有先例。现实催促着中国必须努力探索奋进，尽管探索的路上充满着风险和变数。但命运必须由自己来主宰，中国需要走出一条适合自我国情的道路，朝着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坚定迈进。

（ 摘自《中国信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