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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中国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境，其实从一千年前的宋代就开始了。那以后中国不仅有世界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着**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史的研究者都承认，至迟到400多年前的明代，中国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可是问题恰恰在于，这些“资本主义萌芽”都没能导致中国自主地发展起现代的工业化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在30年中推行的是公有化政策。1978年时，中国的国有公司在工业生产中占了统治地位。私有化的鼓吹者们认为，那时的“公有公司占统治地位”是政府的政策“违反自然规律”，“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但是也正因为中国政府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公司来有计划地推行工业化政策，中国才能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保持着比同样落后的大国印度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

1978年中国转而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之后，保持了年平均9％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学界有人认为这样持续的高增长来源于私营公司的发展，特别是来源于外商投资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其实这是误解。不要说这些年中中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公司仍然有显着发展，就是外商投资公司和私营公司的迅猛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有经济。

熟悉中国的外商投资公司状况的人都知道，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公司大量使用了中国国有部门提供的技术人才甚至管理人才，有许多大的外商投资公司干脆一开头就从与中国国有公司合资开始。为外商投资公司提供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国有部门，不仅包括国有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而且包括了国有公司。没有国有部门为外商投资公司提供的这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外商投资公司绝不可能在中国取得那样多的利润，中国也绝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的外商投资。

记者：在中国经济增长**强劲的地区中，私营公司的发展状况怎样？

左大培：**近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强劲的地区中，只有浙江省是真正靠当地的私营公司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熟知当地经济状况的人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快的两个地方——广东的珠江叁角洲和江苏的苏南地区，除了外商投资所起的作用外，主要是靠集体所有的乡镇公司甚至私营公司带动了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而这两个地方乡镇公司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利用国有公司向它们溢出的技术（通过聘请技术人员和其它方式），同时也靠当地国有银行由于有了信贷自主权而对本地乡镇公司极为宽松的信贷支持。

浙江的私营公司早期的典型是温州的家族小公司，近十年来则以台州等地的规模较大的私营公司为代表。浙江私营公司的高速发展，确实首先得益于浙江私营公司家们的勤奋和精明以及敢冒风险的创业精神，但是它们同时也大量利用了国有部门溢出的技术。一旦没有了比它们技术水平高的国有部门向它们溢出技术，它们的发展就会陷入停滞。

本来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它应当首先体现在产业升级上，体现在支柱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不断提高上，但是**近几年，部分温州的公司家却从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日用消费品生产转向了使用**原始技术挖煤的山西私营小煤窑，这就不是产业升级，而是产业的下降。温州人的投资方向所反映的这种经济停滞和水平下降，绝不是由于温州人的资金已经绝对地过多。相比日本和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温州人的人均资金数额还是比较少的。如果温州人从事如日本和美国那样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密集式生产，温州人自己有的这点资金是不够用的。温州**近几年出现的是资金的相对过剩，而这种过剩的根源恰恰在于温州特殊伦理习俗下的家族私有制。

温州人自己这样解释他们为什么将资金投向倒卖大城市的住宅：做其它的工业我们没有技术，做大商业我们斗不过美国沃尔玛那样的跨国超级市场。现在跨国公司已经进入中国，我们已经无法在制造业和商业领域同它们竞争。这就是说，首先是缺乏较高水平的技术，使温州人无法进一步大量投资来发展更高水平的制造业。但是妨碍温州产业进一步升级的不仅是温州人能够掌握的技术。许多公司规模较大的制造业，如农用车制造、摩托车制造等等，一方面需要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国内也掌握了足够多的技术。有3千亿资金的温州人如果能采用现代的股份公司形式，就可以将他们多余的资金集中起来，在这些产业的发展上取得成就。但是温州人却一直不能这样做。

从国有经济必要论的角度看，温州目前面临的问题简直就不成其为问题。温州的当地政府早就应当投入必要的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开发温州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政府可能需要向私营公司收税来为这种研发提供资金，但是只要政府将研制出的技术以足够的优惠条件向私营公司扩散，温州的私营经济就可以**终从政府筹资进行的研发中受惠，温州的经济也会走上产业升级的健康发展之路。

温州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对私营公司的迷信造成的。没有国有的技术研发、不搞国有经济使温州经济丧失了发展后劲。温州的问题恰恰在于缺乏必要的国有经济。浙江的另一个近年新兴的工业化地区——台州，更显示出国有部门的技术溢出对私营公司发展的重要性。

台州的私营公司规模比温州大得多，生产的产物也更重型化。台州**有名的产物是缝纫机和摩托车。有名的生产“飞跃”缝纫机的私营大公司当然得益于其经营者的能力和胆识，但是它使用原来归上海的国有公司所有的“飞跃”商标这一点，就暗示它**初的技术和品牌都来源于国有公司。

台州的路桥区遍布着私营的摩托车公司，台州人在2002年时就说：生产摩托车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我曾经问一家生产摩托车的私营公司的老板，它生产的摩托车的发动机又是谁生产的。这位老板回答说是自己生产的。但是当我再问他生产的图纸从哪里来时，他却一声不吭。显然，这些摩托车公司的生产技术**初都是从别的公司“溢出”的。这种“溢出”的源头不是国有公司就是国有公司与外商的合资公司。

台州的另一家股份制公司更明显地表明了它从哪里得到生产技术。这家公司原来生产各种压制的塑料产物，其中**主要的产物是压制的摩托车塑料配件，这些塑料配件是为重庆的一家摩托车厂生产的配套产物。2002年前后，台州的这家公司开始自己生产摩托车。显然它的技术来源于重庆的摩托车生产公司。重庆现在有许许多多家私营的摩托车公司。他们技术的来源应当就是国有公司“重庆嘉陵”。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重庆的国有军工公司就开始生产当时的国际技术水平的“嘉陵”摩托，后来湖南株洲和济南的国有公司也都大量生产现代化的摩托车，济南生产的摩托车就是着名的“轻骑”。重庆的着名私营摩托车生产公司如“力帆”从不讳言它大量使用了原国有公司的员工甚至下岗职工。

这样，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条摩托车制造技术的扩散路线：从国有公司“嘉陵”开始，扩散到重庆的那些私营摩托车制造厂，再扩散到浙江台州的私营公司。

记者：浙江的私营公司依靠国有经济向其“溢出”技术、提供技术人才，那么全国的私营公司是不是都显示出这样的依赖关系？

左大培：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东北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化程度**高、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东南沿海地区，**近二十多年来东北的经济增长确实缓慢，许多公司甚至整个地区都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近十几年来流行的说法是，东北经济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东北的国有经济和国有公司比重太高。这种解释是完全错误的。

实际的情况是，国有经济和国有公司不仅是东北经济赖以生存的支柱，甚至也是东北城市中的私营公司赖以生存的支柱。没有国有经济和国有公司，不仅东北的经济要崩溃，连东北的私营公司都活不下去。

**近我听老家大连的一位亲戚谈到了大连的一家私人合股的小有机化工厂，该厂专门生产几种纺织品生产用的辅助材料，产物销路不错，公司的日子也就过得不错。但是这家私营有机化工厂生产的产物及其生产技术，都是由大连国有的化工研究所转让过来的技术。没有国有单位提供技术，这样的私营公司根本就无法经营。

我在沉阳的一位老朋友是真空技术行业的高级技工。他告诉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沉阳市的真空技术行业有从业人员2000人，都集中在两个国有公司和一个当时归一机部领导的真空技术研究所里。现在那两个国有公司已经倒闭，那个真空技术研究所也由于一机部被撤销而转归地方领导，靠着一年几百万元研究经费而惨淡经营。但是现在沉阳从事真空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已经有近万人，他们当然几乎全都在私营公司中就业。这些私营公司大的有几百人，小的只有十几个人。不过，这些私营公司的技术骨干几乎全是该行业原来的那两个国有公司和真空研究所的员工。现在该行业的不少私营公司还由真空研究所的在职员工经营，这其中的关系一望可知：国有研究单位的员工将自己得到的技术知识用于私营公司，成了私营公司技术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来源。

我的那位老朋友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们这个行业的**大问题是后继无人。我们这些从国有公司培育出来的技术工人都已经老了，却没有新一代年轻人来接替我们作技术工人。没了新一代的技术工人，中国的这个行业还怎么搞下去呢？要知道，连广东**近这些年新兴的真空技术公司，在技术上也依靠从沉阳招去的那些国有公司的老技术骨干！

我的老朋友那一代老技术工人是在国有公司中培养出来的。这么多的私营公司竟然不能培养出合格的新一代技术工人。没有了国有公司，连技术工人都无法正常培养，中国的人力资本面临着不能增加反而减少的威胁！

**近20年来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私营公司并没有克服它那与生俱来的老毛病——无力研究、开发甚至率先引进现代的先进技术，无法有效地聚集足够的资金来经营那些为整个社会所必要的巨型公司。要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必须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公司来研究、开发和引进现代的先进技术，有效地筹集足够的资金来经营那些为整个社会所必要的巨型公司。

国有公司的效率并不低

记者：由于20世纪90年代国有公司普遍经营困难、60％多的国有公司出现亏损，所以一谈到要发展国有经济和国有公司，许多人就认为这会降低经济效率，您对此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