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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因财政减收的担忧而搁置拟议进行的税制改革，终归不是长久之事。指望财政的日子宽裕起来再实施企盼已久的税制改革，不仅会使改革变得遥遥无期，而且很可能永远等不来那一天。

跳出“税改→减收”的局限而放眼整个财政收支流程，可以发现两件互为关联的事情：一件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税收始终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而且增幅越来越大。持续10年的高增长，已经大大抬高了税收基数盘子。2003年的税收规模，是1993年的4.7倍。另一件是，伴随着税收的高增长，财政支出规模表现出更快、更猛的增长势头。10年间，财政支出的盘子已经在税收高增长的支撑下迅速膨胀起来。2003年的支出规模，是1993年的5.7倍。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0年中，税收增长和支出膨胀之间是一列几乎没有任何路障的“直通车”。

注意到上述的“10年经历”，并将其同去年上半年的税收收入形势联系起来，其可能的结果不免令人担忧：照着这个势头走下去，**保守的估计，全年的税收增长额将达到5000亿元上下，甚至更高。其中，超预算增长的数额，起码在3000亿元以上。倘不对此做出特意的安排，以往的“直通车”情形将肯定再现。如果那样的话，不仅会刺激财政支出规模的进一步膨胀，而且随着税收增长额固化为各部门、各地区的支出基数，今后可能要调整、优化支出将更加艰难。

进一步看，持续了数年的中国税收高增长，目前已经到了****阶段。在以往，我们一直用所谓“叁因素”论来解释导致高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政策调整和加强征管。去年的情形虽有些变化——政策调整因素为物价上涨所替代了，但仍是叁个因素支撑了税收的增长势头。问题是，在叁因素中，除了经济增长尚可掌握之外，其余的两个因素绝对是不可持续的。

且不说物价上涨具有周期性，单就加强征管而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测算，从1994年实行现行税制至今，它已提升了税收实际征收率大约20个百分点。不过，税收实际征收率的提升，终归有个限度。由1994年的50%多一点提升至目前的70%上下，再往前走，它的空间已经变小，收益递减规律肯定会产生作用。

既然目前正是税收收入增幅**大的时期，既然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核心制约因素就是可能因此减收，并且，倘不在此时做出相应安排，税收高增长将肯定引发政府支出的不适当膨胀，那么，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抓住眼下的收入增长“旺季”，将超预算增长的税收用于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

逆向调节：相对弱化的矛盾

按常理讲，须付出减收成本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方案，所产生的效应是扩张性的。实施它，特别是在目前这个当口儿实施它，显然同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特别是中性财政政策）初衷相背。